“今年暑假,我家孩子第一期的奥数班7月2日上课,7月15日结课。想报第二期的时候才发现,后面的课程已经没有了。”刘依(化名)的儿子在北京某所小学刚上完三年级,由于针对学生减负的“双减”政策落地,今年他和班里部分同学一样,开始体验久违的没有补课的暑假。
北京是本轮校外培训整治的试点地区之一,也是各大教培机构聚集地、教育“内卷”重灾区,尤为受人关注。“我们其实从去年,就开始逐步脱离校外培训机构了。”部分家长告诉记者,受疫情影响,很多培训机构去年已开始将线下课程转为线上课程。由于相当一部分家长和学生认为线上课程没有必要,就开始脱离校外培训机构。
家长苦“内卷”久已
“双减”政策指国办今年7月24日正式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。《意见》在对学科类培训机构资本化、超前教育等作出规定外,还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。
新政立竿见影。好未来、高途、新东方等多家在美上市的教育机构股价23日暴跌,其中好未来跌幅71%,高途跌幅63%,新东方跌幅54%。有媒体报道,近日多家教培机构传出裁员计划。
多位北京家长对记者表示,他们苦“内卷”久矣。部分学科类培训课程严重超纲,一些不补课学生在班里因“拖后腿”被迫补课,这种现象非常普遍。
“我们本来不想给孩子报班,但周围的人都在报,我们只能跟着报。”这是常见的说法。
李尔(化名)是北京一位初三毕业生的母亲,儿子中考结果十分满意,已经考上某知名高校的附属中学,她却依然焦虑:“据我了解,一些同事家的孩子原来学习不错,可能初中一个补习班都没报过,上了好高中后也得报班。”她解释,比如在实验班,除你之外的所有人都报过补习班,基础的内容老师就会认为大家都会了,讲课时点到为止,还要拔高。如果不报班,只有自己进度落后,差距有可能越来越大。
李尔说:“以前假期都要学习,今年好不容易中考考完了,还考得这么好。我们本想着假期能好好出去旅游,但听说好学校的学生都提前自学,我们也只好报了8天的网课。”
对热衷超前教育的家庭来说,这艘“大船”一旦上了,就很难下来。一位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家长表示,她已骑虎难下。孩子从小在培训机构学英语,已经在学剑桥的PET、FCE课程了,这相当于大学水平。如果不继续在培训机构学习,回到四年级的课堂,孩子的英语能力肯定会退步。
校外培训高昂的价格也开始加重一些家庭的经济负担。李尔向记者简单算账:孩子在某培训机构一期课程16节课,学费4900元,一节课两个小时,相当于每小时的学费150元。一个班30名学生,培训机构和上课老师每小时的收入就是4500元。“我儿子在某培训机构的老师,据说年薪快200万。”她说。
现实需求依然存在
尽管多数家庭苦“内卷”久矣,但课外培训的部分真实需求仍然存在。
“有的培训机构学费并不贵,1000多块钱就能报一期课。”一些报小学课外班的家长告诉记者,他们最初给孩子报班的目的“主要是能看孩子”。
一位家长说:“家长平时工作朝九晚五,只有周末有时间放松,有一定的自我需求。比如周末想跟朋友逛个街,如果孩子在家,就把家长栓住了。周末报了课外班,早上把孩子往机构里一送,下午再接回家,这一天就可以自己安排。”她相信这是许多中产家庭夫妇经常有的想法。
因此,给孩子报班多年或者打算报班的家庭,其实不太受“双减”影响。过去,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是学科类、艺术类、体育类培训都参加,现在则是参加艺术类、体育类的培训。这不是《意见》禁止的培训内容。
难以回避的现实是,部分学科补课的需求同样存在。“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在学校课堂上做到不懂就问。有的孩子虽然听不懂,但可能出于儿童的自尊心,他真就不问。”一位家长说,“哪怕学校老师再尽心尽责,毕竟照顾不到每一个孩子。”
有家长认为,学校教育就像吃“大锅饭”,众口难调。多数学生能适应学校教育,但有的学生或天赋异禀、或相对迟钝,使得校外补课成为刚需。学科类校外培训全部取缔后,他们只能私下请老师一对一补课,或几个学生一起组成小班来补课,但这样做,实际上增加了家庭教育成本。
有评论认为,义务教育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学习机会,但囿于资源约束,很难真正做到因材施教,而因材施教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。也应注意到,无论是哪个层次的学生,实际都有学科补课或学科提升的真实需求,这可以视作教育理念扭曲,但的确存在。教培行业如若转入半地下状态,相应的风险更难管控,低收入家庭的教培门槛反而被动提高。
北京学校担起责任
王伞(化名)是北京一所高校附属中学分校的初一英语教师,她认为,学科类校外培训已经给她的课堂教学带来极大挑战,“一部分学生早就吃饱了,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中考要求。一部分学生还是零基础,ABCD还写不明白。”她说,在一个学校,要想因材施教,只能搞分层,但是哪个学生也不愿进差班,哪个老师也不愿带差班。
“有的孩子认为他在培训机构里学习掌握的知识,比在学校上课要多,就更看不上学校教育。他们对老师缺乏尊重,觉得老师讲的自己都会。但这类学生作文写得好,每次都会被老师拿来当范文。有时候,我们老师也很纠结:看那学生上课堂表现,真的不能再表扬他了,但又想让别的孩子学习他的作文,很矛盾,学校老师特别不好做。”王伞说。
培训机构退场,教育需求仍在,公办学校或将填补教培机构留下的空间。早在7月2日,北京市教委发布消息称,暑假期间,将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一至五年级学生的托管服务,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学习场地,开放图书馆、阅览室,开展体育活动等。
“暑托”以外,北京公办学校的“晚托”也将进一步强化。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近日在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介绍,北京从2018年开始开展课后服务工作,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,每周5天都要进行课后服务。同时,保证课后服务时长,下一步,学校每天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将由不早于17:30,后延至不早于18:00。课后服务在提供体育锻炼、综合素质拓展活动等内容的基础上,增加答疑辅导和巩固提高的课业内容。
据了解,北京部分中小学校已与培训机构展开合作,对课后服务采取“外包”模式。由培训机构提供体育、艺术、非遗等各类特色课程,由学生自主选课。
王伞认为,家庭、社会也应成为培训机构的替代者。“很多家长教育理念陈旧,认为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,能用钱买到良好的教育,这是不负责任的。相比学生,有些家长更应该接受一些教育理念的培训,学会如何做好父母,如何让孩子身体和学习都能良性成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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