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当年痛骂当权者，何以能全身而退？李敖：他有这个隐蔽身份！ (转载)

• 2021-06-26 18:26
• by 刘管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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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第一流的知识分子，必是第二个政府”，这是李敖大师的名言。他的这句话，常常让我想到鲁迅。

想鲁迅当年，那样痛斥国民党，针砭当权者，志在揭露国民政府的横暴，甚至意在动摇乃至推翻其统治，追随者之众、影响力之巨、身后力量之强、投枪匕首之猛，说彼时上海虹口景云里周宅是知识分子圈中的“第二政府”，应该不算太虚夸吧。

只是，问题的蹊跷在于：在那命如草芥的时代，辞职“下海”后的鲁迅，论公开身份不过一自由撰稿人，可说无职无权平头老百姓一个。思想如此“危险”，姿态如此决裂，生杀予夺的国民政府，却似一直对他莫可奈何，不仅没有暗害之，甚至还时常予以优容。

鲁迅去世后，许广平母子与一众友人

虽然也批他为“堕落文人”，可实际上，不仅睁一眼闭一眼让他文章发表，继续“流毒中国的青年”，最终还让他安然老死家中，容许其风光大葬，甚至送一大笔钱安抚其妻儿，给其全集出版大开方便之门，搞得敌友界限都有点模糊了。

这一切，似乎显得当权者很宽宏海量，甚至很慈悲为怀，也给不少朋友一种感觉，认为民国政府很礼遇知识分子，是中国文人的“黄金时代”。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或者说，这就是全部事实了吗？为此，我一直都是存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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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国民政府的权力松散与掷鼠忌器

一种很流行的意见认为，鲁迅之所以能横眉怒怼政府、撕心裂肺骂公权而安然无事，是因彼时的国民政府为政开明，以及势力松散之故，是以对“街巷异口之议”，或佯装不见,或姑息纵容。

我个人不完全否定这样的观点，只是觉得将缘由解释止此，未免过于单纯。不仅一厢情愿，也有悖于历史实情，更美化了一些“老虎”的本相。因为，稍悉现代史即知，人家民国政府照样是暴力起家、造反立国、暗杀成瘾的，对待异见分子并不比此前任何王朝更显慈祥。

南京著名景点

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，有一大份黑账，就是牠的暗杀史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仅军政与文化领域，被他们刺杀掉的异已人物，比较有名的都可写本书。比如这份小名单：铁良、德寿、凤山、郑汝成、陶成章、汤化龙、唐绍仪、陈其美、张敬尧、邓铿、曾仲鸣，邓演达 、张啸林、杨杰、杨虎城、杨永泰、廖仲恺、杨杏佛、黄竞武、史量才、王亚樵、李公朴、闻一多等等，实难以尽数。

恐吓、枪毙、活埋、虐杀、爆炸、灭门，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裂肠断手，伤心惨目，令人鄙薄，令人发指。 这些本是为反抗满清而起的“革命党人”，当后来居上也成为秉政者后，不少人奉“革命”为神圣圭臬，容不下丝毫杂音。这些旧事，但凡读过高金陵《同盟会的“暗杀时代”》、魏斐德《间谍王：戴笠与中国特工》等书的朋友，想必都曾触目惊心。

国民政府实在不是一个吃素的佛系政府。1920年代以后，它对左翼力量的剿除也始终不遗余力，典型的案例，就是诸如“左联五烈士”、“龙华二十四烈士”的街头惨死。这些年轻人，在当时只不过是“左联盟主”的“下属”，尚且要蹀血送命，当权者独独会放过头领鲁迅？难不成真的是因为，他们不知道“周树人”笔名“鲁迅”？

鲁迅没有“享受”到暗杀的同等待遇，据杨奎松等研究者推断，主因有二：其一，他在彼时名声太大、名望太高了，抬手动脚都会关涉到国际观瞻及各方势力，如此人物国民政府自然掷鼠忌器，不好贸然。《沈醉回忆录》就说，“顾忌他名声，一直没敢下手”。

其二，鲁迅生前，是骂天咒地，誓不合作，可并非蠢驴，不会白白自陷死地。他极为谨慎，“对朋友可以裸体,上战场必须穿甲胄”，所以他一般不会公然去辱骂袁世凯、蒋志清这样一些主脑人物。冯雪峰回忆说，1930年时，曾有人希望他公开骂下蒋氏，他当场回绝：“文章是很容易写的”，不过“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，只能到国外去当寓公了”。

第四排右一为鲁迅

他所取策略，是含沙射影声东击西式的春秋笔法，国民政府感觉未伤及中枢，会警告会敲打会恐吓，可也无妨放他一马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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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，作为光复会、同盟会及民国政府“老资格”的鲁迅

太多朋友还忽视了，鲁迅不止是“纯文人”而已，他还有彼时体制内，前资深“老革命家”的一面。他能保全自身，他这一身份，也是极为关键因素。

1911年的鲁迅，身穿自己设计的大衣

鲁迅至少在1906年6月，25岁那年，由仙台返回东京时起，就积极参与反清爱国运动，且是同盟会的一份子、光复会的资深成员。虽然，周作人说他未曾真入光复会，可是他的热心参预是有据可查的；其密友许寿裳，回忆录中更明确指他是会员，甚至该会曾有意栽培他为头领之一的。只是说，光复会是暗杀团体，“入会的人，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”，是以即便其弟周作人，也不了解内幕。

鲁迅墨迹

这层隐秘身份，李敖特别提示过，“二周”研究专家倪墨炎，在《鲁迅的社会活动》这本2006年所出专著中，更有详细考证，确凿无疑。一般意见认为，是光复会在1907年要安排他回国刺杀清廷某位重臣，他觉得无甚意义，才逐渐淡出而已。可以说，摆起革命资历，他也是留日分子、革命党人、“二会”成员、“民国元勋”章太炎高足、民国政府日后一干要员的“好友”，资深程度只怕比蒋氏还要高出一筹。

民国时代的绍兴城

1903年前后，光复会密谋组建，活动中心在日本，大本营则在绍兴。其领导者蔡元培、陶成章，核心骨干徐锡麟、许寿裳等，不是鲁迅的同乡，就是其至交，不是其通家，就是其师长，鲁迅与当时的革命大业渊源极深。这些材料，如今都是有案可查的。

职是之故，论学历不过杂牌医专肄业的鲁迅，尚籍籍无名的周树人，1909年底一归国，可以就任绍兴中学堂监学；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一缔建，他能够立即“当官”，火速进京，受蔡元培直接任命，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。此后，他历经14年的高级公务员生涯，如果不是和上司章士钊闹矛盾，差点升任司长，还受过袁世凯两次接见。

鲁迅知己蔡元培

鲁迅能有如此“官运”，当然绝非仅因与蔡元培有着绍兴乡谊、累世通家的“人脉”，凭借更多的，其实是他自身的“革命资历”。譬如他的二弟周作人，在日留学时就知读书，与革命党人关系较疏远，属于圈外人，就不可能有这官荣，只能到大学教书。

可以讲，鲁迅论起身份，本身就是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的“老同志”，他的指斥虽狠虽越界，可即便是国民党内部，不少人也觉得没啥大不了。不仅如此，很长一段时间，鲁迅在外面炮火四射，国民政府却依然给他发高薪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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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，辛亥革命“绍兴会”与民国政府中坚势力“江浙帮”的庇护

我们都清楚， 清末革命党人及其国民政府，上层最核心力量，是由广东人和江浙人主导的。到了北伐后，随着孙文病逝、汪季新背离、廖仲恺被暗害，广东势力一落千丈，“江浙帮”基本把持了国民政府。

江浙革命党人，论人数、声势、财资、骨干、力量、背景，自辛亥革命起，都几乎盘踞中心。光复会成立比同盟会还早，冯自由《前革命史》就说，“光复会既成立，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，而他省不与焉”，直白讲革命刚兴起时，内部都是浙皖两省人。这一趋势，到了蒋志清时代的国民政府，更是变本加厉，江浙人完全占据为内部最核心的上层圈。

而据今人谢一彪《陶成章传》考察，革命党高层委实安徽人都少，最具声势的是浙人，而浙人内又主要集中于绍兴人。彼时最著名的一线人物，诸如秋瑾、徐锡麟、蔡元培、陶成章、陈伯平等，均为绍兴人。光复会的会长、副会长及其重要骨干，几乎皆出自绍兴。

正因其主持者几乎都来自绍兴，是以光复会中，绍兴籍会员也是此响彼应，父子联袂、兄弟相邀入会者，不知凡几。仅《绍兴市志》所记，城内登录在案的光复会成员，就达265人。大概也因此，后来有人就说，光复会就是“绍兴会”。

依据现有材料，我们可以知道，鲁迅自1930年代彻底“左翼化”转向之后，选择与国民政府对抗，是好多次都深陷险境的，是冒着生命危险的，并非真的安然无忧。例如1930年，这位民国政府的“老前辈”，就因参与自由运动大同盟，被当局通缉，沈醉明言曾“动议要干掉他”。

而他能安然无恙，与他的“人脉”强大、及地方背景不无关系。他遭到一些当权者嫉恨的同时，国民政府内部另一派系，诸如宋庆龄等，尤其是“江浙帮”、“绍兴会”的许多要员，其实也在暗中保护他。这其中，就有蔡元培、邵力子、朱家骅、陈布雷等身居要冲的江浙故人，连“上海滩皇帝”杜月笙都出过大力。

上海鲁迅故居一楼会客室

邵力子说，“对此一代文豪，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”；当国民党准备登报，造谣污蔑鲁迅拿日人津贴，从人格上破坏他形象时 ，陈布雷立即制止。就连蒋氏，对鲁翁都似乎颇尊敬，据增田涉写于1947年的《鲁迅的印象》这本书，彼时“行政院长（即蒋）暗地派人向他联络，说希望跟他会面，但是他拒绝了”。蒋也是浙江人，他的一生，对江浙人、对黄埔系，都比较宽容。

沈醉等

后来，鲁迅逝世时，蒋还派人送去10万丧仪费。甚至，鲁迅病重时，蒋还曾指示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。他说，“我是浙江人，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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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，练就“防身的本领”，藏身租界并受多方势力保护

鲁迅抨击国民政府，与之对抗，并非无理取闹，并非单枪匹马，更无意专程自寻死路。他是有极深厚的人脉基础作保障，有着绝佳的斗争策略，并有多方势力在暗中回护他的。

他从来都不是天真的书生，也不是莽撞的粗汉子，枪林弹雨，赤膊上阵，作无谓的牺牲。鲁迅嘲骂丑恶势力，的确是明火执杖，是敢冒被逮捕被杀头的风险的，可他在公然抗争的1930年代前后，也的确聪明地“乱邦不居”，所借住乃上海日本租界领域。这是国民政府没有管辖权的地方，想查禁乃至谋害他，委实并不容易，引发的将是国际争端。

所以，作家李敖，对于同属“文坛英雄”的鲁迅，一辈子都不服气。当年，他作《李敖有话说》的节目，公开“炮轰”，说鲁迅之所以敢骂当权者，是因为他很“怂”，只会躲在租界里搞事情，受着洋大人与日本鬼子的庇佑，“生命的最后10年，是在日本人的掩护之下写的文章”云云。

上海鲁迅故居——“租界”各拆一半，是为“且介亭”

他还批判说，鲁迅的文章，“卖出去也许会被骚扰，可他的人身非常安全，不像我们，动不动就要被关起来，他不会。所以鲁迅的勇猛，在我看来，必须得说，是来自租界的保障”。鲁迅地位比他高，他很不满，“今天将鲁迅捧为英雄的人，指他怎么敌视，或者如何跟国民党政府对着干，把他说得那般高风亮节，我无法接受这种说法”。

李敖的话，虽然偏执，可细想也并非纯然信口雌黄。我们如今所了解到的，鲁迅在彼时，虽说孤军奋战，可暗地里至少受到三方势力庇护，可能连他自己蒙在鼓里：1，国民党上层中的开明派，诸如宋庆龄、蔡元培、陈布雷等要员；2，日本的某些同情人士与进步势力；3，来自延安的力挺者。三方虽并非一伙，甚至时常敌对，可都有自身考量，反倒歪打正着不谋而合。

在日本友人家中

不然，假若国民政府真动真格，真通缉你，真暗杀你，连廖仲恺、唐绍仪、杨永泰这等守备森严的权要，都难逃一死，一介文人的鲁迅，不要说啥租借，山陬海澨照样分分钟让你丧命。通缉令的发出，很大程度上，不过申饬他不要太过分，要留心言行分寸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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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骂人20多年，尤其爱怒斥当权者，何以能全身而退，原因自然不一而足，以上不过几点推测而已。

我下午蹲窗边闲谈这些，私心所期，是能多少还原一点历史的真实状况。另外需要补说的是，我个人极为喜欢鲁迅，最近所重读书，依旧还是他的杂文集。我谈这些，主观上没有丝毫用意，要去降低周公的“伟大性”。我重点想提及的，是我们应尊重历史，同时也有必要将迅翁复原为真实的“人”——惟有真实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尊重。

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，在其偶像鲁迅故居门前

鲁迅不是刀枪不入无所畏忌的神。他也有老婆孩子，也有顾虑之事。他的一生，都在顽强地斗争，与权贵斗、与权力斗、与虐政斗、与国民党斗、与国民政府斗、甚至还要与愚民斗，几乎与四面八方结恶。最终，不至于潦倒落魄，且能保全而退，依仗的不是侥幸，不是虎狼们突然良心发现，更不是险恶社会施予慈悲，而是靠策略。

鲁迅是勇者，也是智者，其勇足以达其道，其智又足以自保。当年，曹聚仁的《鲁迅评传》这样评价他，"我以为，他是坐在坦克车里作战的,他先要保全起自己来.再用猛烈火力作战。它爬得极慢，但是压力很重——毕竟他从绍兴师爷的天地中出来的，每下一着棋，都是有其谋略的”。

为什么鲁迅如此凶猛，如此火力大开，狙击当权者，抨击国民政府，却安然无恙，我觉得理解通曹聚仁这段话，就可以领会全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