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 | 李北辰
前段时间《指环王》重映,票房惨淡,很多新观众打了低分,“啰啰嗦嗦,就讲了个送戒指的故事”,有人这么评论。
我没忍住,回复他说:“你说的没错,只是在有些人眼里,这也是个让世上最单纯的种族挑战世上最残酷任务的故事,是个光明与黑暗对决并获胜的故事,是个能让人唤起一点崇高感的故事。”
我知道对他来说,这番话同样啰啰嗦嗦,又傻又装。
马丁·斯科塞斯曾说过一句有点赌气的话:如今的电影正在被系统性地贬低成“内容”。
在这位拍出过《愤怒的公牛》《出租车司机》等影史经典的导演看来,倘若电影仅仅是“内容”,那它就将成为信息瀑布中的一颗水珠,等待被算法推荐,等待被人们拣选,电影将被无比残忍地堆放在那些搞笑视频旁边,与它们同场竞技。
任何一部史诗长片的野心,都是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——就像《指环王》系列里的“中土世界”,但当这个世界坍缩为瀑布中的一颗水珠,那它的命运,也终将被剪辑成几分钟的短视频。
事实上,包括史诗在内的任何宏大叙事,都因陈旧迂腐,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。观念老派的人,总向往永恒的殿堂,但时代殷切奉上的,只有速朽的派对。
追根溯源,互联网让解构的力量无所不在,让一切崇高的东西烟消云散。
上周写了篇文章,《中国县城里的文艺复兴》。对于我选择用“文艺复兴”的名字,很多读者并不买账。“还不是因为现在是太平盛世?”“县城里组个乐队,就称得上文艺复兴?”
你们说的对,当然称不上,就应该叫《在中国县城里组个乐队》。
在以戏谑腔调为主的互联网语境,哪怕仅仅作为一个短语,“文艺复兴”四个字也太过庄重而高贵,以至于很多人读到它时,感到自己被冒犯。
这种冒犯源自互联网的一项肮脏本领:抢占价值洼地。
在互联网舆论场,当你踮起脚尖,试图站在高地,稍稍建构点“价值”,想说几句“殿堂”里的话,立刻就会引来一群人的冷嘲热讽。
他们用最刺耳的扩音喇叭,喊你赶紧从高地下来,然后用“派对”里的语言,对你的价值进行解构。
更不幸的是,当你被他们拽至没有边界的白茫茫大地,才突然发现,任何价值都不难找到嘲讽它角度,《指环王》确实就讲了送戒指的俗套故事,县城里组个乐队确实谈不上文艺复兴。
既然如此,那么万物皆可戏谑。
于是在社交媒体,普通但自信的人们,解构一切宏大的东西:知识分子,婚姻制度,异族宗教,总统大选,甚至科学方法。他们拽住其中荒诞的部分不放,沉醉在意义被拆穿的快感中。
但与此同时,他们却又难以建立起任何新的东西。
马克思说:“一切稳固的东西烟消云散,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。”
马克思韦伯说:“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的动物”,很可惜,许多人没有自己的意义之网,还试图撕毁他人的网,将他人同自己一起拽向虚无。
尤其是对于很多互联网原住民,他们成长在“解构伟大”的环境中,以至于根本不理解,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崇高的东西。
某天凌晨福至心灵,我用纸笔写了一段蛮酷的话:倘若一个人的心田里,平时只种庄稼,当这里偶然盛开一朵花,那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把它拔掉。当他看到别人的心田里,除了庄稼还有那么多的花,那他第一反应肯定是,装什么装啊。
你很难说,互联网“诋毁意义”是有意义的。
的确,从元散曲对传统价值的群体性嘲弄(“糟腌两个功名字,醅淹千古兴亡事,曲埋万丈虹霓志”;“旧酒投,新醅泼,老瓦盆边笑呵呵,共山僧野叟闲吟和,他出一对鸡,我出一个鹅,闲快活”),到王蒙对王朔“躲避崇高”的赞扬,解构的历史源远流长。
但问题是,如果说元散曲是士大夫失去身份认同后追求肆意破坏的欢愉,王朔是通过引喻式的悬置勾勒出特殊时代的荒诞——那么,如今在互联网上,如此大规模地对崇高感的群起而攻之,又是为了什么呢?
答案是:他们是为了消解意义而消解意义。
当然也有人说,这是“后现代思潮在互联网技术下的放大”。
这就拔得有点高了。
什么是后现代?如果说经典现代性是强调理性,强调共识,强调结构性与稳定性,那么所谓后现代,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再重要了。
这个世界上,除了数学结构,的确没有任何客观而稳定的东西。牛顿说引力是一种平方反比有心力,广义相对论说根本没有啥引力,大质量天体的作用是弯曲了周围时空,前者的适用范围不如后者,但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没有“错”,只是两个解释世界的模型而已。相对论也不是绝对真理,未来更新的理论也不是。
倘若连物理定律都是主观的,那么从逻辑上,道德,信仰,价值观,当然更是主观的。
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“无根”哲学,它醉心于碎裂与瓦解。
尽管在支持后现代思潮的学者眼中,德里达,福柯,拉康,罗兰巴特这些人的思想,并非完全只破不立,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建立在统一的叙事框架中,但在大部分讽刺后现代学者的眼中,他们不过是“在语义学的煤渣小道上煞有介事的跑来跑去”。
那请问跑道的终点在哪里呢?当把一切结构都拆解,最终剩下的是什么?
李诞给出了回答:你开心就好,人间不值得。
当解构的力量继续膨胀,人们开始不设立场,只问“喜不喜欢”,甚至,“美不美”。
最后我们就谈谈审美。
在我狭隘的审美取向里,人类历史上所有真正伟大的文学文艺作品,无论悲剧还是喜剧,底色无一例外,都是严肃的。那些不严肃的作品,抖机灵的趣味,能取悦一时,却终究立不住。
最美的当然是古希腊悲剧。比如《俄狄浦斯王》,它讲的可不是什么“善恶对错”,道德观层面的肤浅冲突,在古希腊悲剧面前不值一提,希腊悲剧的内核是“命运”。俄狄浦斯是自由的,不屈服宿命的诅咒,最终却自由地坠入自己挖的命运牢笼,好像一切都符合某种宿命。
沿着古希腊的审美阶梯拾级而下,即是那些真正严肃的情感——比如炽烈的爱,正义,浪漫,优雅,善良,悲悯,由这些情感驱动的作品,才能流传千古。
以对我成长影响最大的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为例,那些戏谑者怎么会懂得,因为想要由衷被人尊称一声“先生”或者“gentleman”,一个男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。
我想,倘若我有孩子,一定会在某个壮美的夕阳,给他读一篇作家苗炜写的文章:
“在长大的过程中,你会看到很多庄严的仪式,看到这些庄严仪式中有一些滑稽的味道。如果不断放大这种滑稽,你就会把所有崇高的东西都消解掉。法律好像不那么庄严,军人好像也没啥荣誉感,宗教愚昧可笑,眼中所见的都是卑微的事物,慢慢也就只做那些卑微的事。人的高尚寄托丧失了,尊严感也就丧失了,我们不再相信自己身上更严肃的天性,心灵中更加美好的冲动全部减弱了……崇高感这东西,不容易被唤起,却会飞快地退去。你总要找点儿什么东西,保证能从大脑中时不时地分泌出来一点儿崇高感。那玩意儿能让你过得更美。”
如果他问我,“过得更美”有什么意义?
我会说,更美本身,就是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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